垂直专业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变量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释了垂直专业分工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这一机制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1)垂直专业分工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特别是在国有部门、高新技术行业和低生产率企业，相对于自制中间品，外购中间品的边际收益更高，并且国外进口中间品的边际收益大于国内采购的中间品。(2)国际分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边际效应约为国内分工的两倍，尤其是对出口企业以及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和一般贸易进口的中间品而言，这种全球纵向分工体系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3)从总体上看，进出口贸易和FDI等全球化因素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参与国际纵向专业分工实现。

关键词：全球化；垂直专业分工；中间品；劳动生产率

1、被解释变量

作为单要素生产率的一种，文献中常见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是劳均产出（总产值或增加值），然而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劳均产出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定区别，即影响劳均产出的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之外，还有资本劳动比例。从增长意义上说，劳均产出的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资本深化共同贡献的；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这样定义的劳动生产率是在特殊的函数设定下扣除要素贡献后劳均产出增长的残差。然而，在相关文献中，一般都直接将劳均产出（总产值或增加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指标，几乎没有用残差式的生产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度量。一方面，由千在实际应用中，劳均产出数据相对容易获得，而残差式的劳动生产率不仅需要较为复杂的计算，而且对函数形式设定的依赖较强，在较为一般化的函数设定下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等同于劳动生产率。事实上，满足完美的理论要求的劳动生产率很难从现实数据中估算得到。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劳均产出与严格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性极强，例如，Hall和Jones(1999)利用跨国数据计算得到各国劳均产出对数与哈罗德(Harrod)中性的劳动生产率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9,他们较早的一个研究(Hall和Jones,1996)也发现各国劳均产出与希克斯(Hicks)中性的生产率高度正相关。因此，在本文后面的讨论中，将不再区分劳均产出与劳动生音率，直接将劳均总产值或劳均增加值视为劳动生产率的等价变量。

解释变量。理论上，企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VS)是指外购中间品占其所用全部中间品的比例，但通常企业财务统计仅报告外购中间品价值，自制中间品价值数据无从获得。我们参照Adelman(1955)、Tucker和Wilder(1977)、Levy(1984)以及等研究对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度量方法，总体垂直专业化程度(s)由单位产出所用的外购中间品价值来刻画，国内分工指标(;)由单位产出所需的来自国内中间投入的价值表示，国际分工水平(s')则由单位产出所需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表示。

2、工具变量

按照设定，VS度量指标与模型部分所述的垂直专业分工不完全一致。解释变量的＂度量误差”将给后续的计量估计带来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另外，考虑到产出水平内含于VS变量当中，并且从机制上来说，企业的垂直专业分工决策本身或许就是基于其生产率水平而做出的选择，因此，“双向因果“关系同样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内生性。为获得无偏且一致的估计结果，我们将在计量分析中引入工具变量(IV)'具体包括：地市级在校小学生数(popu汃是否加入WT0(2001年之后，虚拟变量WTO=l,否则为0)以及进口中间品关税率(tari)等。

按照IV的选择标准，其需要与垂直专业分工(VS)变最相关，同时与扰动项无关。。一方面，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对独立比较易于说明。这是因为，地市级在校小学生数(popu)不会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心而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对千企业来说更是外生事件，与此同时，进口中间品的关税率(tari)主要由国家制定，对企业而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IV与解释变量VS之间确实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首先，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较多的在校小学生数(popu)意味着较多的经济活动人口和更大的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对企业垂直专业分工的决定性影响已被众多研究证实。。其次，中国加入WTO直接降低了国际贸易壁垒，这将有助于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进而提升国际分工水平(s')。最后，进口中间品关税率(tari)与企业的投入成本相关联，高关税意味着企业进口时需要克服很大的资金瓶颈，因而进口中间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相反，低关税时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可能性则会提高。

为了构造企业层面的进口中间品关税率(tari),我们采用如下公式进行估算：L;.o(m/lmJT;+o.osreiP(m/lmJ仇上式中，m;表示企业进口中间品i的金额，0和P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T;表示进口中间品i的关税率。据此，企业层面的进口中间品关税率由其进口的每一件中间品关税率加权平均得到，权重即为各类进口中间品占企业进口中间品总额的比例。为了防止权重构建导致新的内生性问题，这里使用了固定权重，即以企业首次出现在数据库这一年的权重为准，之后的年份权重固定不变。

我们的估算特别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对这两类贸易模式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关税政策。相比千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不过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在加工贸易内部又有所不同。对于来料加工而言，企业进口时完全免关税，即不存在税收负担；而进料加工方式下的进口则需企业垫付关税，待到制成品出口时方能享受关税退还政策。这意味着，进料加工企业仍然存在一定的关税负担，从数量上来看，这类企业至少损失了垫付关税的利息收入。为了反映上述关税政策的异质性，我们将企业层面的关税率细分为三个部分：一般贸易、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

（由千直接零关税，因此上式中并未出现）。关税公式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表示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方式进口中间品所要承担的关税率，系数0.05反映了进料加工企业垫付关税所损失的真实利息收入(Hsieh和Klenow,2009)。

3、控制变量

按照理论模型，我们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投入(z汃资本投入(K)、中间品投入(m)、外资比例(fdi汃进出口份额(im和ex)及研发投入(rd),同时包括省级市场化程度(mark)、县（区）级私营经济份额(priv)和行业集中度(HI)o<2l为防止回归分析中出现遗漏变量，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变量。

首先，考虑到高技能工人比低技能工人具有更高边际生产力，且这种技能结构又与垂直专业分工高度相关，因此我们需要控制企业的劳动力结构(HIL)和地区人力资本水平(heap)少其次，根据行业周期和集聚理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其所处行业的成长周期和地理上的集聚程度相关，且这些行业特征也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分工心对此，我们加入4位数行业周期(peri)和同行邻地产出水平(onprod)。

在控制变量(X')中，l为年均从业人员数量；k为固定资产总值；m为中间投入总值;fai指外商资本（包括港澳台地区资本）占企业全部资本的比；例im和ex分别由进出口值占总产值比例表示；rd由研究开发费用占总产值比例表示。mark由省级市场化指数表示；priv指县（区）级非国有经济在工业销售额中所比占重；HI为基千企业销售额的4位数行业集中度。HIL为学历在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数量与其他从业人员数量之比；heap为省级就业人员中大专学历以上所占比例；peri由4位数行业内企业的持续经营时间（年数）按照各自产值加权平均得到；onprod由除本企业以外的处千同一地级市和4位数行业的其他企业产值总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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