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中国教育挑战

新常态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挑战。中国远程教育应该推动服务模式实现以下两方面的创新：

一是随着互联网+连接一切、跨界融合基因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所有的正规教育机构、非正规教育机构以及非教育机构之间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处于大的教育生态体系网络中。中国远程教育要打破单一学校或机构独立提供教育服务的模式，以联盟合作等方式整合现有教育资源，走集团化公共服务的道路，以相关制度为支撑，变某一学校的课程、某一学校的学生和某一学校的教师以及某一学校的学分为共同的课程、共同的学生、共同的教师和公认的学分，这不仅仅是资源开放共享与学分互认的简单操作，而是重构教育生态体系。

二是随着Web 2.0 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分享与传播，用户之间的协作更为便捷。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Web 2.0 在实现知识呈现网络化的同时，更通过用户的评价、分享将知识有机组织起来，实现知识的深化与创新，从而产生新的内容，用户在网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实现了从浏览信息与单向接受转向了贡献知识与传播内容； 从交互性看，Web2.0 实现了以P2P 为主的交互，加强了用户之间的协作，使得网络环境中的学习者凭借丰富多元的交互工具，能够通过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因此，中国远程教育要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知识权威的解构，以及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充分参与教和学的过程，建立同伴互助和草根服务草根的模式，让一切人的有益知识和服务都能进入教育生态体系。

完善相关制度，构建以资历框架为核心的国家教育认证体系

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唤灵活、多样、开放、终身的个性化教育。互联网+时代，中国远程教育要更好地履行其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服务经济社会新常态发展中的职能，需要推动服务模式和教学模式的创新。而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张力和内部关联程度不断加大，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不断增强，单一方面的改革已经难以实质性推进，必须有相关配套政策制度的支撑才能真正施行。为配合教学模式、服务模式的创新，更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更好地履行职能，中国远程教育应该推动招生考试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人才成长立交桥的诸多制度探索中，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制度是一项带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制度（王海东，2015）。从国际及地区经验来看，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以及我国香港等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国家或地区的资历框架，解决资格分级、分类、注册、发布等问题，建立各级各类学习成果衔接和沟通机制，将国民的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统一纳入框架体系。而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制度建设是从各个系统内部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建设入手的，忽略了更为基础的制度建设（陈丽等，2013），而资历框架基础制度的缺失，使得我国学习成果、积累与转换制度缺乏基础制度的支撑，致使我国相关实践探索只能局限于某一地区、单一领域或系统内部，成为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最大的制度性瓶颈，因此要加快制订我国的资历框架制度。

资历框架的建设是一项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在资历框架建设过程中，亦需要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质量保障制度的配合。虽然我国的上海、福建、河北、太原、宁波等地区都制订了区域性的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但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工作相对滞后，这将影响我国资历框架的应用与实施进程，需要加快国家终身教育立法工作。各类教育经历的相互承认除了有基础制度为保障，还需要有各类教育之间质量的相互认可（陈丽等，2013）。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实施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质量保障制度除对内确保教育活动符合标准要求外，也让外部确信机构能够提供质量合格的教育服务，得到外部对质量的认可。因此，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快我国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建设，尤其是质量保障标准的制订，并依据现实国情建立我国的质量保障机制，尽快建立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虽然我们尝试提出了“互联网+”战略背景下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建议，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随着“互联网+”内涵与外延的持续发展，“互联网+”推动的教育变革亦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不同教育领域、类型以及不同地区惟有结合自身特色积极地开展探索与尝试，才能探索出互联网环境下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应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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