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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原(教育仪器设备)创刊于1987年,是由中国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教育技术装备领域的专业权威期刊。历时30年,勤耕不辍,不懈努力,致力于服务教育改革,构建交流平台,推动理论研究,传承实践理性,促进行业发展和进步。本刊介绍和研究国内外教育技术与装备建设之理论与实务,交流教育技术与装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整和互动的实践经验,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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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高教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技术装备》杂志社官网 发表时间: 2020-9-14 阅读数:49

科学的高教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

摘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愿景。为有效地推进这一进程,高教研究者需要与高教实践紧密结合,关注实践中的各种问题需要大力加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规范高教研究的过程需要采用合适的表达方式,普及高教研究的成果需要注重高教研究的智库功能,以科学的高教研究助推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世界一流大学

1、关注实践—打破高教研究和高教实践“两张皮”现象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拥有一流的管理,所有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经过深入的、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耶鲁大学章程明确规定,凡重大事务都由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投票决策,委员会必先对决策的科学性进行深入研究,确定可行后再将决策报告董事会审议。这些委员会涵盖各个专业领域,涉及学校从内部教学、管理、发展到外部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从而保证了管理决策的科学化[1]。北京大学是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排头兵,2014年通过的《北京大学章程》强调,要健全议事决议规则和程序,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评议会、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等职能机构,对事关学校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决策,采用民主决策的方式促进学校的科学管理。

高教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取决于高教研究和管理实践结合的程度,二者相脱离是高教管理决策科学化面临的最大挑战。香港城市大学的程星在其《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决策与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中指出,“大学教授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大学本身”[2]193,而“高教研究者们似乎不愿意和他们所研究、所服务的那个行业保持联系”[2]197。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很多高校管理者并非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训练,他们是凭借已有的经验管理大学的。在高等教育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不足一样也能够管理大学,因而他们不屑于高教研究二是大学学科之间差异很大,那些非从事高教研究的教授们忙于自身学科领域的研究,没有意识、也无暇对身在其中的大学本身进行研究三是一些专门的高教研究者脱离高教管理实践,其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推动作用不明显。总之,这三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造成了今日高教研究与高教实践之间“两张皮”的现象。当然,这里还有深层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

与其他两类群体相比,专门的高教研究者应该有能力、有责任对高教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多高教研究者往往远离或者并不关注高教实践,其研究课题并不是来自实践的需要,他们也很少考虑自己所设定的高教研究对实践到底有没有价值,或者有多大的价值,总之,他们是为研究而研究的。这也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样的谬论,即高教研究没有存在的价值。当高教研究者自身面对质疑无言以对时,高教研究和高教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就越走越远了,科学、高效的高教管理决策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只有使每个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过系统的研究与论证,才能确保这一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80年代开始传入我国的“院校研究”,正是一种以解决高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关注高校自身实践的校本研究,它不仅可以推动研究者自身专业素质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促进高教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创新,促进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深层次矛盾的化解。这为高教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2、规范研究—加强定量研究推进高教研究的科学化

科学研究一般被区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大类。所谓定性研究,是指一种以演绎和类比为主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适合于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不甚了解,需要明确被研究者的主观观念、态度和看法的情况。在高教管理决策中,了解师生对学校管理、服务等的看法和建议在很多时候很有必要,比如,在准备出台一项政策之前或者想知道师生对其工作的具体建议时,高教管理者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仅适合对小样本群体的研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高教管理面对的是大样本群体,这时适合小样本的定性研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与定性研究相反,定量研究多采用归纳研究的方法,强调在占有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探究问题的根源和规律。定量研究这一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研究方法,适用于需要探讨变量关系和宏观层面大规模调查与预测等情况,它正是当前建立在大规模群体基础上的高教管理研究所需要的。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学生的就读经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为管理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时代,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无测量、无管理”(No Measurement, No Management)越来越成为高教管理实践应把握的一项重要原则。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指出,“人们永远无法管理不能量化的东西”。当今的管理决策者缺乏的不是数据,不是信息,而是依靠量化研究做决策的态度和方法[3]。大数据时代高度发达的网络云技术,使得包括高教管理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高教研究者应该充分重视定量研究方法。

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科学逻辑,即证明、证据和证伪的“三证”精神二是批判思维,即证明一种观点对还是不对三是数据精神。不能只讲故事,只讲看法,甚至只喊口号,而不讲数据,不讲证据。在马克思看来,一门没有发展到与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是未发展成熟的学科。兰国帅和张一春[4]以及高耀明和周小晓[5]都认为,国内的高教研究对研究方法重视不够,这一不足在量化的实证研究方面尤其严重。以1994-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三种主要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刊载的论文为分析对象,对我国高教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在近20年的研究中,定性研究占92%,,定量研究仅为8%[6]《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对2014年《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国高教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等17家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中文核心期刊所发表的科研论文进行的量化研究表明,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仅占11.68%,包括经验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在内的其他研究占88.32%[7]。诸多类似的文献计量研究也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在动辄万人、数万人的大学里,任何想要提高大学管理水平的努力都已离不开定量研究”[2]71。重视和普及定量化的实证研究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提出的迫切要求。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研究方法,高教研究者在选择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时需要从研究目的出发,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面对众多庞大、复杂的问题,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而不是在二者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此才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效。但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而言,强化定量研究显得更为迫切。

3、加强成果应用—向高教管理实践者和社会普及高教研究成果

即使是科学的高教研究,将其束之高阁而不应用于实践也是可能的。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不关心应用,为研究而研究或者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应用,即没有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出来,管理实践工作者往往因看不懂而根本不愿看,更谈不上用了。在这两种情况中,后一种情况在当前的中国更为紧要。正如程星所言“大学研究人员在研究和写作时从来就没有像商业研究界的同仁那样把自己的读者放在心里,结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如汗牛充栋,但大多数作品连从事日常管理的大学校长、院长们都看不懂或根本不愿看。[2]2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学会每三年都会评选出一些优秀的高教研究成果,例如,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布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就包括一等奖20项,二等奖30项,三等奖50项,优秀奖70[8],但是,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高教实践的恐怕寥寥无几。难道这些高教研究者不需要好好反思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吗?

高教研究者究竟应该怎样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斯坦福大学的路易斯·梅赫尤的研究富有启发性。据他的研究98%的高等教育文献仅对作者本人有用,管理实践者很少注意教育方面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大学校长和系主任们根本不查用高教资料和高教研究成果,他们所读的仅限于《高等教育晚报》(科普性杂志,笔者注)0由此可见,欲使高教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好地被高教实践者所采用,高教研究者必须掌握合适的研究成果表述方式。一般说来,研究成果至少有专业化的逻辑论证和浅显易懂的研究报告两种表达方式。程星也指出“阅读高教研究成果的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院校管理者,另一种是高教研究者同行学者思想的表达或研究成果的展示有两种途径一是专业论坛,包括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杂志,二是普及性的论坛和杂志。[2]150也就是说,高教研究成果的表达面对的是行业内部人士与行业外部人士两类群体,高教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应该因面对群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同行业内部的学术交流当然要有理有据,逻辑推理需专业、严密,因为同行需要这样的信息去验证研究者学术成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而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研究成果的表达就应该浅显易懂,因为非专业人士无须、也无力去验证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高教管理实践者需要的是普适性和科普性的表达,他们更想知道的是高教研究的结果是什么,以及在管理实践中如何应用这些成果。所以,研究者在为高教管理实践者提供研究成果时,应该采用浅显易懂的研究报告。唯有如此,优秀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多地被管理实践者所采用,从而促进高教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高教研究者已经开始重视在大众报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4、建设智库—以科学的高教研究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科学的高教研究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一定要重视高等教育研究,以科学的高教研究助推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研,为国家对重大教育问题的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例如,澳大利亚于1930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美国于1981年成立的“高质量教育咨询委员会”,日本于1984年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后改为“中央教育审议会”),韩国于1994年成立的“教育改革委员会”。这些机构发展壮大后,逐渐成为本国教育决策的高层[10]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设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要求。201011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对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论证与评估。我国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是教育管理体制和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对教育科学研究高度重视的具体体现。

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态势,使得科学的高教研究成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体上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随着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后大众化阶段迈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已由解决学生“有学上”的问题逐渐转变为解决“上好学”的问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任务不再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要着眼于质量的提升。过去的改革可以通过单项改革去完成,但当前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改革涉及高等教育各个方面,关系到多方的利益,仅依靠单项改革几乎不可能完成。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仅依靠经验判断已经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迫切需要教育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以保证教育的科学化发展,这正是设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根本目的。与此相应,各高校或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学校已有的战略研究机构,如发展规划处、政策研究室等,或者新建了战略研究机构,着力于院校研究,强化其助推新时期高校战略发展的钾库功能。

由此可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平稳涉过“深水区”的重要前提[11]。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举措,正如北京大学前校长王恩哥院士指出的“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是北大实现百年梦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根本动力。[12]高教综合改革包括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投入体制、人才培养体制、科研体制和人事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在把这些方面全方位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要在改革中解决大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综合改革中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教授通过对国内外著名大学校长、书记的访谈,达成了一项共识—“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13]。办大学即办特色,这是现在很多大学管理人员经常提起的一句话。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国内一流大学各有其自身的特色,国内的大学应该像一座百花园,每所大学都能绽放异彩二是与国外的大学相比具有中国特色,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是国外一流大学简单的“复制品”和“克隆品”,而是中国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这就为高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综合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本院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高效的高等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一涵.美国大学章程研究及借鉴意义—以鲁大学章程》为例[J].教书育人,2009(10)106.

[2]程星.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决策与高等教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道格拉斯·W.哈伯德.数据化决策大数据时代[M].邓洪涛,译.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23.

[4]兰国帅,张一春.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趋势—高等教育领域12SSCIA&HCI期刊的可视化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5(2)97.

[5]高耀明,周小晓.高等教育学专业核心知识研究领域的构建—以研究生必读书目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5(2)33.

[6]刘亚芳.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趋向与走势研究—基于《高等教育研究》等三种主要核心杂志的实证分析[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321.

[7]《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2014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基于17家高等教育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统计[[J].中国高教研究,2015(4)7.

[8]高等教育研究所.重庆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优秀高等教育科研成果”评选中取得佳绩[EB/OL].(2013-09-07)[2015-07-18].http//news.cqu.edu.cn/news/article/show.php?itemid=54670.

[9]黄新昌,穆义生.不结果实的树—美国高教研究中面临的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1989(2)94.

[10]刘海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成立小记[N].科学时报,2010-12-07.

[11]钟秉林.加强综合改革平稳涉过教育改革“深水区”[J].教育研究,2013(7)7.

[12]王恩哥.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J].中国高等教育,2014(18)8.

[13]黄达人,等.大学的声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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