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迅速扩展

摘要:本文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带来的影响。高校扩招不仅导致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其性别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接受高等教育推迟了进入婚姻市场，搜寻失败的概率提高；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下，匹配困难和失败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劳动力市场成功降低了她们的婚姻收益。本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研究生的婚姻选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本科生的婚姻选择，发现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

关键词:婚姻市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较低，政府财力有限，尽管当时的适龄人口队列平均在2 500万以上，高等教育的规模却一直很小且增长缓慢，直到1998年，大学生招生数量仅为108万人。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大跃进式的，每年增长40-50万人，2009年以后，受限于高中毕业生数量，才放缓了增长势头。与大学生扩招相对应的是研究生扩招。

两个群体数量变化的时间趋势几乎完全一致。1999年是个转折点，此前的1993-1998年，大学生招生数量几乎没有增长，研究生招生数量虽有增长也是相对平缓的。那么，相对于扩招前的平缓增长，扩招后的毕业生急剧增长，就会产生一种冲击，既可能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可能影响婚姻市场。

2000-2010年，男女研究生的结婚率都在显著下降。2010年，女研究生的结婚率下降到so%以下。在25-34岁这个适婚阶段下降尤其明显。由于研究生在不同年份招生数量不同，比较总样本中结婚率的变化，只能提供一个大致信息。

可以推断，30-34岁和35-39岁队列，在读研究生会越来越少。这两个年龄组中有配偶的比例在2005-2010年间下降幅度比2000-2005年更大。

本文使用数据分析研究生婚姻的变化趋势，会低估2005年后的真实下降趋势。换言之，女研究生今天在婚姻市场的表现，可能要比本文的估计结果更严重。

结婚率有“有配偶”和“有婚姻经历”两种统计方式，本文使用的是“有配偶”。一些学者发现，高学历女性并不是不结婚，而是结婚年龄推迟(lsen and Stevenson，2010；Goldstein and Kenney，2001)。社会环境在变化，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队列的婚姻选择是有差异的。要想准确评价结婚率的长期变化，需要更长时间的观测和研究，以确保这个变化能充分显示出来。在当前的数据条件下，对估计结果的解读要更加谨慎。为确保估计结果既符合事实，又有足够的样本数量，需要对年龄区间进行选择：年龄太小，研究生还没有进入婚姻市场或者还允许他们有进一步搜寻的可能；选择年龄队列的策略，类似于非参数估计时要精心选择“带宽”，同时兼顾估计效率和足够样本。

高等教育迅速扩展的过程中，性别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8年以前，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男性都占显著优势，高校扩招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更快，缩小了性别差距。在30岁以上年龄组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男性的比例都在60%甚至70%以上，然而，近年来，在年轻人口群体中，男本科生的比例下降到50%，男研究生甚至下降到44% -46%。女研究生在数量上已超过男性。

如果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当或略低的配偶，在35岁以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因男性比例更高，女性容易找到相匹配的配偶；在34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性别比变得对女性不利，如果匹配模式不变，则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更难找到相应配偶。尤其是女研究生，她们同时面临年龄增大和候选配偶减少的双重风险。

婚姻市场上不同受教育群体是怎样匹配的呢？按照婚姻阶层假说，在正常情况下，男女都会偏好同一个阶层的异性(Choo and Siow，2006，Schvrartz and Mare，2005)。但是，如果男性出现了减少，则男性会娶到更多高阶层的女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法国的青年男子减少，高阶层的女性只好“下嫁”低阶层的男性(Abramitzky，etal.，2011)。数女性选择受教育水平相当或更高的男性作为丈夫，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中，这个偏好仍然存在，而且没有发生改变的迹象：2000年，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女性，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为69. 2%，2005年为73. 6%；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女性，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64 4%和65%；女研究生能嫁的丈夫最高受教育分类也是研究生，两个年份的比例分别为4& i%和48.6%。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对丈夫的受教育程度要求没有改变：如果找不到受教育程度相当或更高的丈夫，她们可能会选择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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