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

摘要：诞生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历经40余年的变革，现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教育统计年报，2014年，全国高职院校的在校生人数为1006.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占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40%；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独立学院265所），高职高专院校达1418所。根据麦可思的数据，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超过同届本科毕业生；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相比于2008届毕业生增幅134%，超过同届本科毕业生。［1］国家相继提出“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发展战略驱动经济产业创新发展，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紧密的高等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在推动产业发展、储存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堪称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顶梁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支持、引导与保障高职教育发展的系列相关政策，既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缩影，也是一部政策演变史；既有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高职教育的历史嬗变走向，更是高职教育取得诸多成就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新时代新征程；政策的变迁逻辑；我国高职教育现代化

路径依赖分析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变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政与高职院校都是“理性”行动者，其理性选择是高职教育政策变迁出现路径依赖的根本性致因。

政府理性选择与高职教育政策变迁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在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愈发为人们所共识，而且全球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以教育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较量。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职教育，因为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政府仍应对高职教育行使主权，对高职教育的发展实行宏观调控。一直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法规承担着重要的宏观调控的功能，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高职教育政策分配教育资源，实现政策的意向。如果高职教育政策制定的行为主体变更，那么，政府对高职教育的宏观调控的能力由于其他行为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削弱。恰恰是由于既有制度提供的这种行为的可预期性，使得政府对自己和其他主体的行为处于一种可协调范围内。另外，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者们看来，一种制度形成之后，社会将制定一系列辅助性的制度，以确保该制度为人们所执行。由此看来，一项制度并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附着了诸多相关其他制度，无形中抬高了制度变更的成本，其结果往往是回到路径的“锁定”状态。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高职教育政策，为了确保该政策的顺利推进，政府也实施了相应的辅助性制度。可以说，这些制度之间相互交错、互相支持，并且在长时间的实践中不断增强。

学校理性选择与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由于受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高职院校在我国被视为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由国家行政部门按照权限分级举办和管理，高职院校如何招生、如何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设置哪些专业等，都由教育主管部门规定，高职院校发展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当前，国家出台了深化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的系列举措，以求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与办学水平。但是，高职教育的质量仍有待提升，高职教育仍旧存在严重的被歧视现象；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停留于表面，产教融合的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高职院校在主动寻思提高自身质量、探寻特色发展道路方面的动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始终没有走出路径依赖状态。其一，高职院校对当前的高职教育政策表现出惯习和依赖，设计新的制度，高职院校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重新学习，这种学习效应使得高职院校不愿改变原有制度。其二，不同层级的高职院校在分配教育资源“蛋糕”时有不同的话语权。既得利益的高职院校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现有的制度路径具有相应的依赖性需求，不愿改变原制度；非既得利益者的高职院校缺乏相应条件的支持与保障，无力变革已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变迁有其深层结构、动力机制，也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导致高职教育改革停滞不前。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创新愈发成为驱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与大国工匠培育的核心力量。为此，国务院探索实施许多以政策、措施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是基于这些机制与通道，新的思想观念才有可能进入政策过程。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高职教育政策科学地指导高职教育发展的关键点，这一作用体现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该报告“内容篇幅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功能定位之高、支持力度之大，为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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