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带来的影响

摘要:本文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带来的影响。高校扩招不仅导致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其性别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接受高等教育推迟了进入婚姻市场，搜寻失败的概率提高；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下，匹配困难和失败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劳动力市场成功降低了她们的婚姻收益。本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研究生的婚姻选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本科生的婚姻选择，发现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

关键词:婚姻市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中国经济从较低的发展水平起步，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但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今天，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已变为负值。为了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提高劳动者生产率将会是新的增长源泉。中 国从1999年开始急剧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伴随着高中阶段入学率的提高，使年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然而，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展，受限于高中生规模，2010年以来，普通高中毕业生数量已下降到800万人以下，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虽然在提高，但直到2013年才刚超过50%。如果把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作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手段，则把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就是合乎逻辑的建议。

高校扩招增加了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对家庭来说，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不错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受教育时间延长却给婚姻市场带来冲击：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推迟进入婚姻市场，也占用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阶段。大多数省市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2岁，女20岁。根据中国学制，本科生会在22—23岁毕业，研究生会在25岁以后毕业.2001年12月，《计划生育法》颁布，各省市据此设定了本地区的晚婚界限，大多为男性25岁和女性23岁。假设学业与婚嫁不能同时进行，完成高等教育后才进入婚姻市场，则延续到“法定结婚年龄”甚至 “晚婚年龄”以上的高等教育就挤占了本应用于婚姻市场搜寻的时间，使搜寻成功的概率降低。

高校扩招影响婚姻市场的途径为：第一是规模。1998年以前，大学招生人数在适龄队列中的比例不到5%，研究生招生人数甚至不到2‰，这个小群体的婚姻问题不会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然而，2013年，大学招生700万人，约占适龄人口队列的44%；研究生招生61.1万人，约占适龄人口队列的4%；这个规模已无法忽视。虽然大学扩招限于高中生规模而放缓，但研究生招生数量仍在持续上升。第二是性别结构变化，高校扩招后，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的数量在增加，在高校新入学者中的比例也持续提高：2010年，18-34岁队列受高等教育群体中，随年龄下降女性由45.9%上升到54.3%。同时，她们是中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青年人口。这使高学历女性的婚姻问题不容忽视。

传统的人力资本文献讨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 Becker，1975；Card，1999)，近期的文献研究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和婚姻市场的回报(Lle-ras-Muney, 2002; Currie and Moretti, 2003; Lochner and Moretti, 2004;Lefgren and Mclntyre，2006；Liu，2009；Boschini et a/.，2011)。微观个体提高教育水平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这取决于两个市场的成功：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体面就业岗位和高收入；第二，在婚姻市场上嫁得体面和高收入丈夫。市场收入和婚姻匹配状况，都是受教育水平的函数。对男女双方来说，在考虑了收入、闲暇和家庭内劳动后，成立家庭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不结婚时各自效用的总和。否则，双方会维持独身状态(Becker，1974)。

结婚是受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不结婚本身对微观个体来说未必是坏事，但对那些有结婚意愿，却由于信息不对称、期待值不准确等原因而选择了不结婚的个体来说，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损失。经验显示，劳动力市场上收入是教育的增函数（凹性）：受教育高的劳动者既有更低的失业率，又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在婚姻市场上，搜寻高收入丈夫这个“产出”也和女性受教育水平正相关且为凹函数：受教育高的女性更可能竞争到高收入丈夫，但却有更高的搜寻失败风险，降低了预期婚姻收益。在同时考虑了两个市场的风险（成本）与收益后，受教育水平的选择就是一个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问题，存在局部均衡。如果受教育水平到了某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收入与婚姻收益（丈夫的收入×嫁人的概率）开始出现替代，这时，再增加女性的教育就是过度教育。

显然，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婚姻市场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现象都可能发生。这时，就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高等教育持续扩大规模，会出现“过度”吗？本文从婚姻市场的视角，对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边际教育回报率在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上都在递减，但是收益率依然为正值。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引申出什么样的政策含义呢？首先，对高校扩招的长期影响需要关注和研究，这个事件几乎影响了全国近一半的家庭。其次，女性在高等教育阶段占主导地位是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事实，那么，应以此为出发点，寻找干预的措施，比如，能否在大学阶段，调整课程设置，对大学生进行婚育教育，帮助毕业生为参与婚姻市场和组建家庭做好准备。对那些有成立家庭意愿的年轻人，不可因其缺少相关知识和信息或者不准确期待值等原因，忽略了未来必然面临的婚姻市场选择，导致搜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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